不久前，我扒出一本失落很久的笔记，那是一个小小的蓝色本子，上面记载了一连串书名。时光倒流到1983年，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刚刚开始，我读完鲍里斯·帕斯特纳克的《日瓦戈医生》，便在本子上记下了书名。那是7月中旬，从此每读一本书，便有一个书名留在本子上，这习惯一直保持了大约四年。时至今日，我早已不记得读过《日瓦戈医生》了，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觉得读这本书值得记下一笔。也许，我觉得俄语文学很重要，不过那时还没有人引导我接触到列夫托尔斯泰。紧接着的第二本书情况类似，是马克西姆·高尔基的《无用人的一生》。7月末，我用一天不到的时间读完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》（这一经历仍历历在目），还很快地读完了《青年艺术家肖像》。
翻阅着笔记本，我开心得好像发现了一盒遗失多年的旧照：有的照片已经模糊，看不清人影，有的照片徒有形象却早已叫不出那人的名字，另一些照片却清晰可辨。我那时的男朋友以王尔德式的才子自许，在他影响下，我在1984年2月读了《不可儿戏》，平生头一次碰到那么多妙语警句，至今难忘。3月，我读了《审判》，依稀记得推荐这本书给我的小伙子极为严肃、热爱文学，但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位了。那年5月，我17岁了，两周内读完《米德尔马契》。除了阅读，我在故乡英格兰海滨小镇真的百无聊赖。很奇怪，我的才子男友那时住在伦敦，千里迢迢，不过对于正热衷于十九世纪小说的我来说，倒也不无裨益。几个月后，我又用两周时间读完了《丹尼尔·德龙达》。
这些书我都没有写读后感，它们被一一列入“好书”单，不分三六九等。至于为什么选了这本没选那本也没有规律可循。鉴于我大多在二手书店淘便宜货，也许只是碰上了而已。（1984年7月，我读的*一本亨利·詹姆斯，是《欧洲人》，而非更具代表性的《一位女士的肖像》，想来也是相同道理。）书单中大部分书都不是老师指定的必读书目，至少在上大学前的两年里，都不是。不过，很多书的出现都有着某种必然性。比如，一个嗜书的文学女青年理所当然会发现《钟形罩》，正如我在1984年9月与之相遇一样。这些书随兴所至，倒也可观：有些从我自己的藏书中挑选出来，有些是恰好同学那里有，就借了来，还有一些则大都因为书脊上“企鹅经典”的标志，让人招架不住。
不过我的书单也有局限。书目主要偏向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语文学经典，除此以外只稍稍涉猎几部俄语和欧洲文学作品，地域性不够宽广。而且书单上几乎没有当代文学作品，因为直到上了大学，我才开始接触到骑马斗牛士出版社出版的丰富的平装文学书（包括米兰·昆德拉、朱利安·巴恩斯、萨尔曼·拉什迪、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、伊塔洛·卡尔维诺、伊恩·麦克尤恩等人的作品）。1987年，我一边主修文学，一边给一本学生刊物写书评。就在快要21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的笔记戛然而止了。书单上很后一本书，是英国学界小说家马尔科姆·布雷德伯里的《谎言》，一部针对后结构主义文学的讽刺作品。在这之前，大学后的我又在书单上添了乔叟、但丁、弥尔顿、邓恩、雪莱、柯勒律治、艾略特、叶芝等人的名字，没想到它居然就断送在这本书手里，真是想不到，只能借用解构主义者常说的“好笑”来形容了。